《中国合伙人》里，邓超饰演的孟晓骏被描述成一个张扬、孤傲，具有强烈自信的“海龟”精英知识分子，即使在美国落魄至刷盘子，内心也始终认定自己是最优秀的那个。
“只有经历过失败，才能得到真正的成功”，这是孟晓骏的一句经典台词。
事实上，《中国合伙人》的剧本初稿正是由徐小平提供，陈可辛之后进行了大量修改，最终只保留了初稿的18个字：中国合伙人、新梦想学校、还有三个主角的名字。而徐小平似乎并不完全认可邓超饰演的孟晓骏就是自己，他曾说，“成东青就是俞敏洪，王阳就是王强， 孟晓骏也可以说是陈可辛”。
那么，真实的徐小平是什么样子呢？如果你曾经见过他，一定会被他招牌式的大笑所打动。乐观、热情、充满能量，这是徐小平通常给人的第一印象。可他说，热情和大笑只是表面现象。作为一个年过花甲仍然奋斗在一线的创业者，徐小平显然十分享受当下饱满的工作状态。
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呢？徐小平的答案是：做天使投资。
创业生涯的唯一一次失败
在北京国贸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与其他写字楼里的格子房不同，真格基金占据着通常是奢侈品店专属的底商黄金位置，毗邻中国大饭店和国贸写字楼，是一个你走过路过一定不会错过的地方。
有这样一个人，他来来回回穿梭于十几个挤满了人的小型会议室间，被一群年轻的创业者和投资人紧紧包围。他总是激动地起身又坐下，时而放声大笑，时而与周围人热切地交谈，似乎与印象中严肃的投资人形象截然不同。这个人，就是徐小平。
2011年，徐小平、王强联合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立真格基金，截至目前已投资了600余家创业公司，单是行业瞩目的独角兽企业，就有世纪佳缘、聚美优品、罗辑思维、小红书、ofo等。作为一个成功的投资人，徐小平在创业这条路上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83年，徐小平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四年在北大担任艺术教研室教师和团委文化部长，在此期间，与还是学生身份的俞敏洪、王强相识。不过那时的徐小平认为自己志不在此，用他的话说，“在北大干了四五年什么都不是”。于是，徐小平决定出走他乡。
1987年，徐小平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最早赶赴留学大潮的人之一。“兜里装着全部家当一百美元，我去了美国华盛顿打工”。为了维持生计，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过程中，徐小平在一家中餐厅做厨房小工。后来，徐小平顺利拿到全额奖学金，在加拿大完成了他的音乐学硕士学位课程。多年后，回忆起当初的这个决定，徐小平称读大学和出国是他人生中的两个重要转折。然而，对于一个在异国攻读音乐专业的中国人来说，毕业即意味着失业。
30年后，当徐小平再次回到加拿大母校时，他这样回忆那一段低潮时光：“毕业不久我就意识到，做一名音乐人难以维持生计。人们虽然喜欢听莫扎特和巴赫的音乐，但他们并不急着聆听我的演奏。我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公司，但公司生意惨淡。我谱写并录制民谣，但它们只在谣言里存在“。
1993年，徐小平从加拿大回国，与很多满怀热情的年轻人一样，将全部积蓄投入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创业中，并且选择了他一直以来颇为熟悉的音乐唱片领域，然而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对于创业生涯中的出师不利，徐小平这样总结自己的失败：“为什么失败？你知道秘密吗？就是不懂创业”。徐小平认为，创业作为一种有自身规律的实践活动，很少有人真的去学它。这就好比，谁都想谈恋爱，但恋爱也是要辅导的。也许是为了鼓励后来人也能够在失败的泥沼中奋力迈开步子，徐小平为这些创业失败者提供了一个“疗伤“的地方——创业失败研修院（现：真格学院），要求必须亏过三百万人民币以上，才有资格申请。
“因为创业失败实际是个常态，而不是一个问题”，徐小平道。那么对于徐小平来说，创业意味着什么呢？在罗辑思维上，他曾分享过一个经典的选择原则：
“就金钱而言，成长性比绝对值重要得多，结构性比起步点重要得多。要尽量选择那些能给自己带来杠杆性收入和“收入本身带收入”的工作。与其拼命寻找一份领取高额工资的职业，还不如参与一家靠谱的创业公司”。
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要强颜欢笑
徐小平显然很久之前就明白这个道理，于是，1995年的他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如今回忆起来，徐小平笑言，与俞敏洪的相遇是他人生中最宝贵的一场‘艳遇’。彼时，当俞敏洪经历了三次高考终于出现在北大的校园中时，徐小平已经是北大团委的指导老师了。与《中国合伙人》的剧情略有不同，徐小平和俞敏洪王强并不是同学，用徐小平的话说，“我在北大是拿工资的，他（俞敏洪）在北大是教学费的，我比他长六岁，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1993年，俞敏洪正式创办新东方，到1995年时，新东方的学生群体已经有了一定规模，俞敏洪也就不再考虑出国读书的事情了。同年，俞敏洪与美国的王强和加拿大的徐小平取得了联系，可以说，正是这一场适时的重逢结束了徐小平在加拿大期间的至暗时光。那时，由于唱片事业的失败，徐小平再次回到加拿大，他在家看孩子，靠妻子教书养家，也曾经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包括在必胜客送外卖，“这段时间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举步维艰“。
北大五年，异国辗转八年，40岁之前的徐小平可以说仍然是一个为了生活而日夜奔走的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强颜欢笑”是他这十几年中学会的事，那时候的徐小平想着，能做一个让大家开心的人就好了。然而命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看似没有选择下的选择，为徐小平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那个时候我因为不搞音乐去了北大，结果又不喜欢学术，就去了团委，到了团委发现自己没有‘从政’的能力就出国留学了，到了国外学音乐也没有出路，假如我有出路我可能就在国外定居了，可是没有选择。回国创业，确实是我心中不变的方向。这个时候俞敏洪来了，我就跟他回到新东方“。
至此，新东方“三驾马车”诞生，徐小平把这视为自己成功创业的真正开始。
“1996年年初我回来的时候，新东方已经处在成长期不是摸索期了。摸索期指的是，我做这件事到底能不能成？新东方当时已经成了，我只是一个后来者。当然我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与才华，也获得了相应的名誉、声望与财富。总之，我的成功创业其实就是从新东方开始的。”
2006年，随着新东方在纽交所的顺利上市，三人共同走过了创业的第一个十年。同年，徐小平和王强功成身退，离开了新东方管理层。
热情和大笑只是表面现象
事实上，徐小平似乎早已感知到了自己在未来发展方向上所要面临的转变。他曾在公开场合提及，之所以会在离开新东方后选择天使投资，是源于2005年新东方上市前夕与一名前同事的交谈。
“2005年新东方准备上市，毫无疑问一上市我们会有很多很多资产。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新东方的前同事，他之前投了一点钱给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短短两年就在纳斯达克上市，他本人获得了百倍回报，是我在新东方无数年才能赚来的钱。我当时精神崩溃了，因为有一句俗话说‘能够忍受敌人成功的人是伟人，能够忍受朋友成功的人是圣人’“。
而正是这场“精神崩溃”将天使投资这颗种子埋在了徐小平的心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新东方曾经的学生留学归来后，面临创业初期缺乏资金的窘境。于是，2006年退出新东方后，徐小平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投资人生涯。
这一年，徐小平50岁。
50岁，正是冯唐提及的“中年油腻”的时候，徐小平作为冯唐的老友也曾不无担忧地决心减肥，笑称冯唐的文章具有健身房一般的力量。尽管如此，面对一个全新的从未涉及的领域，人到中年的徐小平展现出了与生俱来的乐观主义和激情投入精神，他将这种性格特征视为成功的源泉。
“中年人其实是人生最丰富、最黄金的岁月，所以选择非常重要，至于选择继续熬下去还是选择跳出来，那因人而异”。选择从新东方“跳出来”的徐小平重新出发，找回了老搭档王强，并联合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在2011年创立了真格基金。
谈及初衷，徐小平说，尝试做了四五年的投资人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值得一辈子付出的事业。“我做的天使投资，是一种盈利行为，但它也是最接近慈善、公益的一种给予行为。一个人有梦想、有才华，但是没有钱，这个时候我们就给他一点点钱，他就有可能做成一个雇了几万人，纳着无数税，做成一个几十亿美元的公司。创造这么一个奇迹，就是我从第一天到今天做天使投资最令我自豪的事。人的一生应该怎么度过呢？做天使投资“。
和俞敏洪一样，一直以来，徐小平都以一个梦想导师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是一个走到哪里都会带来欢笑的人，也曾笑称自己是“创投圈网红“，而这似乎与印象中严肃冷静的投资人形象完全不同。
徐小平说，热情和大笑只是表面现象。
“当我跟创业者谈话的时候，依然谈笑风生，但是笑声中，我们进行着精确的评估，激烈的运算，最终来判断这个人到底行不行”。多年的投资经验已经让徐小平总结出了一套看人识人的技法，他将这种技法称之为哲学。
“如果只是一个人过来，他再优秀我也不会投他，因为创业不能没有团队，或者一个团队中，老大不如老二强，这样的团队也不行，创业者必须要有那种领导力。再有如果三个名校的人创业，却一点经验都没有，这种人我也不能投“。
徐小平认为当下这个年代与过去早已不同，“一个年轻人一无所有，但是他有经验、有才华、有野心、有活力、也有决心，那么在这个创业的时代他总能找到属于他的那一艘快船，驶向远方”。
中国过去4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创业史
“今天的中国是创业的热带雨林，任何一个种子洒下去，总能长出树苗“。回顾过去，徐小平将80年代的中国创业环境比成一片荒漠，将他和俞敏洪王强经历的90年代创业看为荆棘丛生的草原。
“中国过去40年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创业史”，徐小平认为。1979年，44岁的张五常到访广州时曾说：“整个中国也找不到几个45岁以下、称得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正是在那个物资短缺且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年代，改革开放的到来催生了一批大胆的“草莽”企业家。
让徐小平印象深刻的，是“傻子瓜子”年广九。
1982年，“文盲”年广九的“傻子瓜子”因味道好受到邻里欢迎，而后这家瓜子小摊迅速发展成了一家拥有105名雇员的企业，“资本家”的争议由此产生。因为按照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家”的定义，雇员在8人以上即可被视为剥削剩余价值的资本家，这一身份在当时的背景下让年广九本人显得格外扎眼。
同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讨论会上，邓小平发话，建议对私营企业可以采取“看一看”的方针，并且提到了年广九。这使得本来背负骂名的年广九一夜成名，一度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
与此同期，以柳传志、任正非、王石为首的第一批民营企业家在邓小平1984年第一次南巡后开始“初露头角”，被称为“84派”。缺少现代企业制度是这一批企业家所面临的最大难题。30年后，泰康保险董事长陈东升评价“84派“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其实是处于一个‘混沌’的状态。
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以陈东升、冯仑、潘石屹等为代表的“92派“企业家在这一时期涌现。
1993年《公司法》出炉，中国正式进入了有法可依的现代化企业发展道路。在陈东升看来，与“84派”企业家不同的是，92派成为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他们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
俞敏洪就在其中。
《公司法》出台的当年，俞敏洪的公司新东方正式成立。三年之后加入的合伙人徐小平回忆起公司初创时期的艰难创业环境时说，“当时最大的挑战就是政策的不确定性。”
“对于新东方来说，我们最大的困难不是营销、不是获客、也不是烧钱，我们没有这些问题，新东方从第一天第一节课起就赚钱。最大的困难，萦绕我们身上好几年，就是政策——民办教育到底能不能盈利？该不该赚钱？这个品牌到底属不属于我们个人？这些问题，在当时是很严峻的“。
徐小平坦言，创业初期的新东方是幸运的，“刚好处在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里面，在执照和经营方面没有受到过多的限制。”事实上，1978年高考制度恢复，上世纪80、90年代俨然形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形势，这为以出国留学人群为主要客户的新东方迅速打开了市场，新东方老师一时间供不应求。
2000年，新东方已经占据了北京约80%、全国50%的出国培训市场，年培训学生数量达20万人次。2006年，新东方顺利上市，俞敏洪徐小平王强三人身价暴涨，实现了个人意义上的财富自由。与此同时，离开了新东方管理层的徐小平看到了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新机会。
“一般来说，中外的企业家如果创业成功了，赚钱了，他只做两件事，一个是慈善，一个是去投资。因为慈善和投资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给钱。这个社会，你的财来自于社会，还要回归社会。”随着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第一批互联网创业者们的成功实践，许多留学归来的年轻人急需一笔创业启动资金，而民营企业的繁荣也促使越来越多外企和国企的员工开始尝试“走出来”。
就在这一时期，徐小平走上了天使投资人的道路。对于徐小平来说，创业和投资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创业的本质是创造社会最需要的东西，但是投资不是，投资的本质是投出成长最快的项目”。
如今看来，除了BAT，今天中国互联网创业潮最佼佼者的一批人，就是从2005年到2009年之间起步的，基本上占了今天主流互联网公司的90%。
2011年，已经在创投圈摸爬滚打五年的徐小平迎来了他的“第二春”。“其实我跟王强做真格基金的初衷，就是鼓励创业，在更多的钱和更多的人投进来（一个项目）之前，我们做的事叫作‘一花引来百花开’，当然我未必是那一花，但我是那个早期的‘早花’”。
2014 年以来，真格基金已连续4 年获得清科集团“中国早期投资机构30 强”第1 名；而徐小平从2016 年起连续三年入选福布斯“全球最佳创投人榜单”。人们常常用“大器晚成”来形容徐小平的成功。
而徐小平这样总结自己的奋斗历程：“毫无疑问，创业改变了我，但是从更宏观的背景来说，中国40年改革开放使我这个小人物，能够随着大的波涛冲到远方。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而在个人发展进程当中，改革开放带来了对企业家精神的呼唤、对企业家的支持和对创业的鼓励，以上种种加之我本人勇敢的投入，改变了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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